族精神的重塑，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这涉及对侵略罪行的彻底调查、战犯的公正审判、教科书的修订、对受害民族的道歉与赔偿等，这些工作的正义性与合法性，必须由遭受侵略最深重的邻国来主导把握，否则，如何能保证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在形式上‘民主’的伪装下再次滋生？”

双方各执一词，分歧迅速表面化。德方强调“效率”、“系统”、“技术”和“全局秩序”，隐隐带着一种文明导师的姿态；中方则紧扣“历史正义”、“受害体验”、“文化根源”和“地区安全”，寸步不让。

墙边的日本旁听者们头垂得更低，堀切芳雄的笔尖在纸上无意识地划动着，记录着这些决定他们命运的外来者们，如何将他们的祖国视为一件需要被“修理”或“重塑”的物品，并为由谁来动手而争论。

会议陷入了僵局，气氛越来越沉闷。程将军面色严肃，伦德施泰特的表情也愈发冰冷。

主导权之争，似乎成了一个死结。

就在这时，一个相对温和的声音插了进来。发言的是德方代表团中一位年纪稍长、负责民政与法律事务的官员，汉斯·格奥尔格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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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非军人出身，战前曾是研究东亚殖民地治理的学者。

“诸位，”格奥尔格博士的英语带着学术性的舒缓：“请允许我提出一个或许更为迫切的视角，无论由谁主导‘改造’——这个宏大的、长期的目标——我们目前共同面对的是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和崩溃边缘拉回来的国家。”

他环视众人，语气务实：“它的城市满目疮痍，基础设施瘫痪，数百万人面临饥寒威胁，社会秩序脆弱，极端思想固然需要根除，但饥饿和混乱同样会孕育新的危险。”

“而首要的正义，莫过于将那些发动战争、犯下累累罪行的战犯送上法庭，接受法律和历史的审判，这既是正义的体现，也是与过去彻底划清界限的象征性开端。”

他提出了一个阶梯式的建议：“或许，我们可以将议程稍微拆分，设定优先级。第一阶段，当务之急，是协同完成以下几项工作：

一、成立国际军事法庭，依据现有证据和后续调查，迅速对已逮捕的甲级战犯及其核心帮凶进行公开审判。

二、立即着手最基本的人道主义救援与基础设施恢复，确保最低限度的民生，防止大规模疫病和社会动乱。

三、完成对日本武装力量的彻底解除与复员工作，销毁或封存一切进攻性武器。”

格奥尔格博士总结道：“这些是奠定任何‘改造’基础的先决条件，也是我们双方最容易达成共识、能够立即展开合作的领域。至于更长远的政治体制设计、经济模式转型、文化教育重塑等‘改造’的核心部分，不妨待第一阶段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本社会初步稳定之后，再根据那时的具体情况、国际形势以及我们双方更成熟的协商结果，来详细规划。届时，再来讨论具体由谁主导、如何协作，或许基础更为牢固，分歧也更易弥合。”

这番话像一股理性的清流，注入了充满对立情绪的会议室。

它巧妙地绕开了当前无解的主导权之争，将焦点拉回到紧迫的、具有共同利益的现实任务上。

程将军沉吟片刻，与身旁的同僚低声交换了意见。

他不得不承认，格奥尔格博士的提议是务实的。

立刻开始审判战犯，符合中国人民的强烈诉求，也是历史正义的直接体现；参与基础重建，既能展示负责任的态度，也能在实际控制中积累影响力。

而将最敏感、分歧最大的“深度改造”主导权问题暂时搁置，留待未来，不失为一个避免当前谈判破裂的明智选择。

伦德施泰特中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