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陈树生而言，那些言语中隐约流露出的信任——或者说，是那种将棘手的攻坚任务，特别是那些对付坚固机枪阵地的血腥活计，默认为可由他全权处理的默认——他对此从未表示过否认。

打击敌人的机枪阵地，这并非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纯粹的、关乎效率与成本的战术抉择。

在他的战场经验里，各种各样的方法早已被血与火反复锤炼，磨砺成清晰的轮廓。

没有哪一种策略是凭空臆想而来，它们都是从那些“活着回来的人”口中，带着硝烟与恐惧的味道，一点一滴地抠出来的现实；也都是从那些“没回来的人”留下的残破装备里，带着沉默的哀悼与冰冷的教训，一寸一寸地分析出来的真理。

在他看来，对付这些钢铁堡垒，最稳妥、也最不浪费生命资源的路，从来都是把沉重的担子，毫不犹豫地交给后方的炮兵。

这是一种将生命风险从前沿转移到精准计算的策略。

它无需让步兵猫着腰，在呼啸的弹雨中，以血肉之躯一步步往前挪动，去奢求一个微乎其微的运气。

更不用去赌谁的意志足够坚韧、谁的神经足够粗大，能够在贴近敌方火力投掷范围时，仍能保持清醒。

炮兵的介入，将所有这些不确定性，简化为通过通讯器把精确坐标报给后方的一个简单指令。

剩下的，便全部交给那些隐蔽在数公里之外、不曾与敌人直接对视的炮位里的重型火力。

炮弹从炮膛里冲出去时的轰鸣，那股震彻灵魂的低沉巨响，即便隔着几公里，也能清晰地传到前线的指挥室

。那声音沉重得像是大地深处被某种远古巨兽猛然撼动，带着一股毁灭性的压迫感。

若是采用曲射的迫击炮，弹体划出的轨迹在夜空中更藏着巧妙的劲道。它们无需费力去穿透机枪阵地正面那厚重的掩体，只消从漆黑的夜空里，带着“咻咻”的低啸，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直坠而下，精准地砸在敌方机枪阵地的战壕深处、掩体背后的工事内部。

哪怕是那些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的坚固工事，也能在那股恐怖的冲击力之下，被瞬间掀翻顶盖，内部的守军连同他们的重机枪，都将在爆炸的烈焰与冲击波中化为血肉模糊的残骸。

这种方式的稳妥，其核心在于“从头顶落下的摧毁”，它完美避开了重机枪直射火力的锋芒，将所有可预见的风险，都精确地压在了后方的火力校准与情报支援上。

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前线人员的伤亡，无需让珍贵的生命去填补战术上的僵局。

对于陈树生这样，将资源消耗与生命损失都视为冰冷数字的指挥官而言，这无疑是他心里“最不亏”的选择。那不是怜悯，而是高效，是一种为了达成目的，而对投入与产出进行最严苛计算的，冷酷理性。

即便是最稳妥的策略，也总有不得不冒的险——那是在战术图板上，以血肉之躯勾勒出的、不得不承担的必要牺牲。远距离狙击，便是其中最为冷酷也最考验人性的选择。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这是轻松的活计，其致命的危险并非来自某个遥远的弹道，而是深藏在“距离”这两个字本身的含义之中。它像一根看不见的、却又坚韧无比的绳索，将那个匍匐在冰冷地表的狙击手，与那具吐着火舌、喷洒死亡的重机枪手，牢牢绑在同一片生死场里。

狙击枪那能够精准击中目标的有效距离，同时也是重机枪弹幕足以无情覆盖的绝望范围。

当狙击手为了那致命的一击，不得不将自己彻底伪装，匍匐在积着薄霜的断墙之后，枪管小心翼翼地裹着与地形融为一体的伪装布，连每一次肺部的收缩与扩张，每一次胸腔的微小起伏，都必须紧贴着地面，生怕哪怕一丝细微的动静，都会暴露自己的位置。